本文在研究智库的渊源和内涵的基础上，结合高校图书馆自身的优势，对高校图书馆在地方智库建设中的作用及可行性进行了详述，以期引起图书情报界的重视。

智库的渊源

Think Tank，译为智库，又简称“智囊团”、“思想库”、“脑库”、“智囊机构”、“政府机构的第四部门或第五种权力”等。在智库起源的课题上，历史界和学术界曾将智库划分为广义的智库和狭义的智库。相对于现代意义上的智库，广义的智库在几千年的古代就略见雏形。例如，在我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当时的“门客集团”和“士”阶层、三国时期的“谋士群体”、唐代初期的“翰林院”和“文学馆”、明朝的东厂和清朝时代的幕府组织等，都已具备智库的泛指意义，古代的智库往往以单个人和某个团体为单位，一定程度上只是作为决策层的“辅助产物”。狭义的智库也叫现代智库，是伴随着工业技术的进步、经济政治局势的变化而产生的。虽然国内外学界对现代智库的起始存在争议，但是大多数还是比较公认的是现代意义上的智库发端于19世纪中后期的欧洲西方国家。一般认为，现代意义上智库的发祥地在英国，其中1884年英国“费边社”的成立标志着现代意义智库的起航。二战后，西方国家的智库发展速度飞快，如美国的“兰德公司”、日本的“三菱综合研究所”等。1946年美国兰德公司的成立标志着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智库的产生。

智库的内涵

在我们生活的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政府机构一致认为智库可以影响着一个国家、地区、企业、团体组织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战略政策和重要决策的制定和实施。基于此，智库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中外进行了许多不同的研究和论述，众说纷纭，各抒己见。笔者通过对大量文献的调研发现，尽管人们对智库有着不同内涵的界定，但是智库的非营利性、独立自由、从事智力和知识活动等特点是业界所公认的。智库应该是由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专家组成，为领导层或决策者在处理国家和社会有关政治、经济、生活、文化等事务的过程中建言献策，最终形成并提交可行性的最佳策略的一种公共研究机构。

高校图书馆在地方智库建设中的作用分析

提高馆藏文献资源的利用率

智库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就是对文献资料准确而全面的掌握和利用。在国内外智库建设大浪潮下，高校图书馆应该充分利用馆藏资源为智库建设发展而服务，具体工作：高校图书馆参与到智库项目的制定，通过分析智库项目的形成、发展背景、涉及到的专业学科范围等进而查阅馆藏文献，对智库项目的主题内容进析，按照不同需求和类型对所需文献进行整理、加工形成有知识价值的资料，为智库项目组提供使用；另外，高校图书情报机构根据智库项目研究人员对文献信息的创新性和新颖程度要求，有目的地遴选一些专业的电子资源数据库进行精准度查询。所有这些工作，都要求图书馆的纸质和电子文献资源被反复的使用，在这一过程中，无形之中提高了图书馆馆藏文献资源的利用率。

扩大图书情报学科的影响力

图书情报学科在地方智库建设中的地位和学科影响力如何？一定程度上可以在近年来国家教育部批准建设的高校协同创新中心及中心研究内容上有所映射和体现。笔者通过网站信息调查发现，图书情报学科参与协同创新中心的实践中还未占有一席之地。截止到2015年教育部、财政部公布的38个高校协同创新中心中，没有一个是由图书情报学科机构牵头申报的。据了解，在已经进入到实际研究阶段的项目中，只有武汉大学牵头的“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调创新中心”涉及到图书情报文献整理研究的部分（民国时期钓鱼岛与南海诸岛屿档案资料整理与研究）。面对地方智库建设，高校图书馆应该全面开展知识信息服务。在做好文献信息资源保障的同时，积极发挥图书情报的学科优势，利用高校图书馆专业的人力资源和专业检索技能参与到地方智库建设的过程之中，将有效扩大图书情报学科的影响力和提高高校图书馆的社会地位。

高校图书馆参与智库建设的可行性研究

拥有持续丰富的文献情报资源

高校图书馆作为搜集、加工、整合、保存、传递的知识情报机构，在智库发展和建设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20世纪中叶美国智库制定对华战略政策的结果是以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一定程度上归咎于在对我国政治、经济等方面掌握第一手文献资料不够充分，当时美国收藏的汉学资料规模小，文献数量极其有限，文献资源占有量的缺失使得美国智库及其智库成员在对中国问题做出判断时无法做出切实合理的远东政策。高校图书馆作为服务性、公益性和社会化的教育机构，在承担学校教学科研任务的同时，正在逐步向社会公众开放，肩负着社会教育和情报传播的功能。目前，绝大多数高校图书馆都不同程度地蕴藏着丰富的信息资源，除了常见的纸质图书、报刊、书目等文献资源外，还有各种各样的电子资源（数据库、OA信息导航）。与其他机构相比而言，这些资源使得高校图书馆在为国家智库服务建设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尤其是在信息为尊的当今社会，谁能够掌握高质量的、浩瀚的情报信息，谁就拥有了发展的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