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人文是数字技术通过对人文研究领域的渗透和介入，带来的方法论革新。目前，数字人文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主要表现在信息管理、图书情报档案、历史学领域对各种数字技术的引入，以及人文经典文献的信息化、数字化处理等方面。此外，数字技术也逐渐触及人文研究领域的某些领域，如主题、意义、情感、价值等。当前数字人文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技术化”和“文献化”比重偏移比较明显，很多研究还处于“学习技术”的阶段，只能做一些基础性工作，这与数字人文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密不可分。数字人文要真正成为重构人文研究的方法，则必须要在“人文化”方面有所推进和发展。

基于可视化文本展开意义阐释

一般情况下，数字人文都被理解为以数字技术为方法、研究人文领域的相关问题。“数字”是方法，“人文”是对象。这种理解固然没错，但并不全面。原因在于，它只是将“人文”作为研究的对象来看待，忽略了研究的主体性问题，而主体性是人文研究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相比，人文学科最大的不同不仅在于研究对象的差别，更在于研究方法上对研究主体性的强调。正因如此，我们才会更强调人文研究中的“个性”“特色”“差异”“历史的具体性”以及研究者“情感”“价值”“悟性”等因素在研究活动中的介入。数字人文研究作为人文研究与数字技术的跨学科结合，同时包含了两个维度的趋向:其一是“人文研究数字化”，即用数字技术解决人文问题;其二是“数字技术人文化”，即以人文方式发展数字技术，“让数字更人文”。

作为研究方法的数字人文有一个共同模式，就是将文化经典视为可编码的信息，将日常生活转换为可追溯的数据，将价值体系打上可识别的标签，进而通过词频软件、数据统计及相关可视化手段呈现出一个全新的数字化文本形态。数字人文研究者就是基于这一可视化的文本展开意义的阐释。我们可以聚焦这一研究方法及其过程，看看数字人文与传统的人文研究之间存在哪些交织、渗透、抵牾，进而如何做到“数字”与“人文”的有效缝合。

无论是文学阐释还是艺术分析，抑或是基于概念抽象的形而上思考，都建立在研究者对经典文献中的符号信息的直接把握和对日常生活世界的人类生活方式的切身体验基础之上。而数字人文方法将所需要分析的文献信息和行为活动进行数据化和可视化处理后，形成新的文本形态。因此，数字人文研究者的认知、理解和阐释活动并非直接“面对事实本身”，而是面对经过“二度加工/创造”形成的数据可视化文本形态。如果说那些作为“事实本身”的经典文献和行为活动相当于人文研究的“原初文本”的话，那么，经过数字人文方式处理过而形成的新的文本形态则是“次生文本”。对“原初文本”的研究，就是英美新批评所说的“细读”(close reading)，对“次生文本”的研究则是数字人文倡导的“远读”(distant reading)。不过值得重视的是，所谓“远读”之“远”是相对于“原初文本”的距离来说的，因为毕竟与研究者之间“隔了一层”。但是研究者面对“次生文本”的研究仍然是“细读”式的，需要充分调用研究者对“原初文本”的认知、对相关理论观念的理解以及对个人感性经验的体悟等。

因为数字人文方法的介入，人文研究的层次变得更加丰富了。在传统人文研究中，研究者主要面对的是两个层次的问题:一个是“原初文本”(即经典文献和行为活动)，相当于索绪尔所说的“言语”层;另一个则是“元文本”，即柏拉图所说的“理式”、原型批评中所说的“母题”、利奥塔所说的“宏大叙事”，相当于作为规则的“语言”层。而数字人文研究增加了人文研究的“次生文本”层次。这一“次生文本”是寄生于“原初文本”的，但又对“原初文本”进行了数据化处理。这一过程本身就已包含了研究者的问题意识、理论预设和价值判断。或者可以比附为“话语”层。因此，当“次生文本”出现之后，此前传统人文研究所面对的“元文本”与“原初文本”之间的二元关系，就演变成新增了“次生文本”的三角关系:“次生文本”既可能是对“原初文本”的抽象化还原，也有可能包含着对“原初文本”的颠覆性解构，既有可能突显“元文本”与“原初文本”之间的隐性关联，也有可能提示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张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将数字人文方法引入人文研究，将会极大地丰富和扩展人文研究的层次和内涵，成为人文研究的延伸和补充。